一场关于三城的对话，也是一次文化与城市的相逢。4月18日，“2026香港阅读+”拉开帷幕，由深圳出版集团、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、香港出版总会主办，深圳出版社承办，《书都·走读深圳》杂志协办的深港澳“三城书”对话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，以文化的视角回应APEC这一时代命题。
活动现场，城市研究者与策展人、深圳城市规划馆馆长黄伟文，文学评论家、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，诗人、翻译家、策展人、澳门大学原葡文系主任姚风，共同探讨在APEC背景下，深港澳如何以文化为纽带，向世界展现中国湾区的时代价值。他们的目光看向城市，为宏大命题提供新的线索，也打开“三城书”新的一页。
对话深港澳，探寻大湾区的文脉
一年前，“三城书”对话首秀香港，带来一种方法：阅读城市；又是四月，“三城书”系列对话再来香港，提供另一种眼光：透过寻常语汇，看向城市本身。
“深圳是一本不断更新的工具书，务实、开放、面向未来；香港是一部多声部的小说，快节奏，暗藏伏笔；澳门是一首双语的诗，从容、含蓄，余韵悠长。”在主持人李晓锋的比喻中，三城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深圳是面向未来的城市，黄伟文看向漫长的来路，“大都会的面貌，容易让人忽略深圳的历史。如果愿意去阅读——无论是书本，还是地理空间，你会发现，深圳其实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地方。而她的历史，本就包含着深港澳三地的过往”。
香港是流动的、现代的，“关于香港的文化，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叫‘流动的现代性’。”黄子平有更为细腻深刻的理解，“我觉得更好的概括是‘混杂的现代性’——各种元素不是并列，而是融合。这种融合，呈现出香港文化的张力。”
澳门是从容的，姚风眼里的澳门也是先锋的。“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座桥梁。从16世纪开埠至今，四百多年来，它始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阵地。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本书，澳门应该是篇幅最长的那一本。”
城市如书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读法。《书都·走读深圳》杂志试图打造“一座城市的说明书”——望向人群，走进城市深处，寻找传承的文明。一本杂志立足深圳，对话深港澳，探寻大湾区的文脉。
“三城书”在深港澳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
深圳、香港、澳门，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，是文明的聚集地，也是目光的交汇处。
黄伟文解读土地，追溯历史：“原来的宝安县地处珠江口东岸的端口，是中原文化与百越交融的地方，也是中国南方与海洋世界交流的起点。由此，深圳亦可被视为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移民重要城市。”
土地的叙事，需要文字的接续。 2025年2月，《书都·走读深圳》杂志推出“三城书”栏目，三位学者以书读城。此后，“三城书”系列对话走过香港、澳门、杭州、深圳等地，“纸上相逢”演变为鲜活对话。
黄子平写下七期专栏文章，文学是他理解香港的线索，现场的言语则带来新的灵光——他说起西西晚年笔下的“白发阿娥”，说起沈从文笔下那些千百年来如此生活、如此哭、如此笑的水上人家，他说寻常市井恰恰是城市中不变的部分。
“三城书”在深港澳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，姚风看见真实的桥梁——“现在有四座大桥贯穿澳门半岛，连接大湾区。”姚风指出，从人类学角度看，香港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外混血族群，但澳门有。“土生葡人这一独特的混血族群有自己的语言，有独特的美食，这或许是中西文化在人类学层面最深切、最具体的一场交融。”
从各自的城到彼此的城，当眼光互换，反而照见更深层的联结。“三城书”这个栏目从一个地理概念出发，走向一个清晰的追问：寻找文化的交点。
让文化的交流发生在具体的行动中，形成合力
深圳，2026年APEC的东道主城市；中国香港，是APEC正式成员；中国澳门，APEC的“客席经济体”。三座城市，三种身份，处在同一个历史节点，面对相同的命题：全球化浪潮与地方性根系相互激荡，深港澳如何构建文化的合力？宏大的会议议程之外，真实的对话构造湾区读者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黄伟文的构想落在他最熟悉的公共空间里。“深圳的更新速度快，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痕迹我们已经不太容易辨认了。从遗产保护的角度，我提出了‘新遗产’的战略。”
黄子平倡导“地面上的文学教育”，他提议将香港的“文学散步”地图进一步展开，覆盖深港澳三地。将散落在三城的作家旧居、小说场景、诗句停留过的转角，串成一条可走读的线索。
姚风的镜头则对准了“城市的灵魂”——人。“如果三城要共同做一件事，我提议拍摄一部人文纪录片，不讲宏大叙事，而是聚焦小人物、手艺人、普通打工者，用他们的故事讲出大湾区的大历史与大灵魂。”
三个答案，指向同一个方向：让文化的交流发生在具体的行动中，形成合力。这也正是“三城书”的未来想象：每一场对话、每一次阅读、每一个人的到场，都是新的一页。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 谢湘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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